科技与人文：大道同源
丘成桐
今天是清华文史哲这三个学科百年纪念的重要日子。这三个学科也恰好是我先父丘镇英教授的专业，他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在香港的香江书院创立了文史哲这个学系。他在这期间的著作，对我有着十分重要的启蒙作用。尤其是他的《西洋哲学史》， 纵述自希腊哲学家到康德哲学的种种观点，对我以后做学问有深远的影响。
丘镇英先生
丘成桐先生幼时与父亲丘镇英先生合影
他对学问采取宏观的态度，用西方哲学和印度佛教来评论儒家哲学。这个观点正是清华大学四大导师之一的王国维，一百多年前就在他的著作《人间词话》中提出来的——做学问的第一境界可以用北宋晏殊的词来描述：“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
无论古今中外，哲学都在探索芸芸现象背后的原理，穷究宇宙的规律，从而得到对人生、对社会以至整个宇宙的全面看法，这便是王国维所说的“望尽天涯路”。
观察宇宙，观察人事物象，是做学问的第一步，既要通过我们积累下来的感觉，也要通过我们构造的工具！
要将这些观察得到的素材转化成真正的知识，我们必须以怀疑的态度，秉持客观的立场，去作理性的思考。经过反覆推敲，才能形成自己的认知，达到系统性的看法。伟大的学问必须是自成一个有机体，一般来说，即使它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也不会因袭陈说，随便盲从，而是提出自己的看法。
古代有些学者为了维持自己的信念，甚至以身殉道，希腊的苏格拉底就是殉道的哲学家，文艺复兴时的伽利略也宁愿牺牲自由，坚持自己的学说！
现在来谈谈现代的科学和人文，它们虽然有自己的思考方法，但是目标都是求真和求美，它们同源共生、彼此交融。科技为人文立实，人文为科技立心，科技和人文走的都是贯通一体的大道。
情动于中，始有创造
无论科学和人文，真正可贵的创造力，皆源于丰盈真挚的情志与开阔豁达的胸襟。回望中华千年文脉，屈原赋《离骚》，司马迁著《史记》，陶渊明咏田园，李白、杜甫抒写胸臆，苏轼描摹人世沧桑，无一不是真情流露、气韵磅礴。何以故？
孟子云“吾善养吾浩然之气”，司马迁亦言“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能够传世不朽的经典，皆有至大至刚、至柔至远的风骨，藏天地家国之情怀，载人生沉浮之体悟！
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将儒家经书奉为文之上品，贵在载道明理。我以为，这里的“道”，并非只是修身立德、关切世事的人文之道，亦是天地万物运化的自然科学之道。
解决大问题时，科学家的主观情感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这是探寻未知真理最本源、最持久的动力。面对震撼心弦的自然真理，他们倾尽心力追寻真相，真切感受科学定律如此简洁、有力，由衷惊叹自然结构的无比美妙。“苟真理之可知，虽九死其犹未悔。”这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文天祥身陷囹圄仍坚守正道、作《正气歌》以明志的浩然风骨一脉相承。
文理相通，其道一也
数学是科学的基础，数学家为了做一流的学问，往往运用了古典文学“赋、比、兴”的创作手法。这不是文学修辞的比喻，而是文理相通、知行合一的真实印证。近现代数学家在不同分支取得突破性成果，其思维路径、创新逻辑，和文学家高度相近。
我始终坚信，好的数学家、科研学者，要有深厚的人文素养。当我们心怀人文底蕴，便能从百态人生、自然万象中汲取灵感、启迪思辨，不断打磨、完善数理理论体系，实现科学的至真至美。若故步自封，在前人成果上修修补补，便只能做跟随性的工作，做不出开创性的学问。
求真逐美，殊途归一
世人多认为科技务实致用、重在工具功用，人文风雅超然、只求精神情怀。然而，科学家探索自然之真，文学家求索人世之美，看似领域迥异、路径不同，但内心深处始终坚守着同一份追求——对极致完美的不懈探寻，求真逐美，殊途归一。一套成熟自洽的数理理论，其逻辑之严密、架构之精巧、体系之完备，不逊于一部文学经典。
韦伊以代数几何拓展数论边界，朗兰兹用自守形式搭建数论的大统一纲领，我与同仁发展几何分析，皆是为自然万物之真，探寻最完美、最自洽的阐释框架。这份对极致完美的执着向往，并非功利的工具理性所能解释，而是源于本心深处对真与美的笃定信仰。
物理学家外尔说过一句话：“假如理论和见到的现象界有冲突，而这个理论漂亮而简洁的时候，我宁愿相信理论本身。”规范场论的蓬勃发展，正根植于这份对科学之美的信仰。
狄拉克完成相对论量子力学中著名的狄拉克方程后也曾感慨，这套方程“优美地描述了基本粒子的性质，有些性质连自己事先都未曾想到。”这正是科学创新的奇妙之处：我们用以探寻真理的工具，终会带着我们突破认知边界，走向更远的未知。
文学家也一样。曹雪芹著《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他将半生阅历与人世沧桑，熔铸成一个完整鲜活的艺术世界。这部虚构的文学作品，对人性与社会的刻画，远比诸多写实记录更为深刻动人。后世无数文人尝试续写，终究无人企及，只因缺少他那份至深至纯的人文情怀和贯通全局、追求极致的格局。
科技向外，以理性解构天地万物、求索自然至真；人文向内，以情怀观照人间百态、坚守人世至美。科学家和文学家，一个面对自然，一个面对人世，但内心深处对完美的向往始终不变：求真务实，止于至善。
博雅明史，涵养治学
我们何以培育这份贯通文理的创造性思维，涵养求真逐美的治学本心？答案藏于博雅教育，藏于文脉浸润，藏于历史传承。我常对学生说，做学问不分文理，首要贵在真心、真情。当一个年轻人对自己要学习的学问有浓厚的感情后，治学之路方能水到渠成、行稳致远。而这份纯粹的热爱与坚守的定力，离不开长期的人文熏陶与博雅滋养。
我这一生，获益于人文熏陶良多。我特别佩服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和《红楼梦评论》，以及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他们对中西文化的观点，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思考！王国维的文学观直接影响了我对数学的看法。他说文学需要有意境，科学论文何尝不需要意境？他说《红楼梦》通过许多触及人心但看来毫无关系的事情，交织成一本悲金悼玉的巨著，引起了我创立几何分析的壮志雄心。
少年时读《左传》，读《楚辞》，读《太史公书》，读魏晋南北朝诸名家,如曹植、陶渊明诗赋，古朴自然，意境高超，使我觉得可以如《文心雕龙》所说般—— “标心于万古之上，而送怀于千载之下！”这句话至今仍激励着我，治学当立千秋之志，求不朽之学，不必困于一时之得失，囿于一隅之见解。这种志向，这种胸怀，是我做学问的根基。
以后读李后主和宋徽宗的词，正如王国维所谓，文字之极致，乃是以血书就者。宋朝以后，文风丕变，继之以长篇戏剧和小说，引起我心中共鸣的作品，莫过于《红楼梦》。
《红楼梦曲》：“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日，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玉的红楼梦！”
对我来说，《红楼梦》中的金和玉就如数学中的真和美，不断地牵引着我的情怀，去创造悲金悼玉的几何分析！
我现在每周都坚持为学生讲授数学史课程。为什么要讲历史？因为史为明镜，它不单指出前贤成功和失败的原因，也将千年来祖先留下的情感传给我们。不读历史，不知来处；不知来处，便不知去处。
数学史尤其如此——它让你看到一个个伟大的思想是如何诞生的，让你感受到那些数学家当年的喜悦与挫折。这种感受，比任何公式都更能打动人心。
我们的科学家在人文方面的修养尚欠深厚，对自然之真与美，体认未足，感发未深。中华民族是一个富有感情和富有深度的民族，这种感情对科学家和文学家而言是共通的。前述的诸多先贤之作，比之世界文学之巅，亦不遑多让！
我期许新时代青年学子，怀质朴真心，守求真初心，承前贤文脉而不盲从固守，既能深耕数理、探自然真趣，亦能浸润人文、养浩然胸襟、坚守治学初心。以人文涵养格局，以科学开拓前路，在文理交融之中探寻大道、成就自我。
丘成桐先生在清华大学文史哲建系百年大会暨清华人文论坛上作主旨报告
